第291章 论败家没输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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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透历史:从三国开始蜀汉篇第291章论败家没输过【唐朝灭亡的种种因素实际上也能回答另一个问题了:
宋朝定都为何不考虑长安和洛阳?
最直观的问题就是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战乱,这两个地方已经被彻底打烂了。
以洛阳为例,北宋初年在册民户仅两万,折合下来总共也就十万出头的人口。
这样的人口和生产力是完全不够承载汴京这座中央机器的。
而根本原因则是在唐朝时就比较凸显的漕运问题。
或者更直白的说就俩字:吃饭。
毕竟任你大唐强无敌,当皇上的不还得乖乖跑到东都洛阳要饭吃?
而洛阳的粮食从哪里来?经水路漕运,输送东南之稻米。
宋朝的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:
“关中号称沃野,然其土地狭,所出不足以给京师、备水旱,故常转漕东南之粟。”
唐朝灭亡以后,中原大地更新了全新的版本:
修复了黄河以北能种稻米的bug,以后这里会经常刷新游牧民族敌人。
修复了北方冬天不会下雪的bug,以后北方的大雪会准时足量的降临。
削弱了黄河的漕运能力,降低了关中的粮食产出,使洛阳进入荒废状态等等。
在这样的连番打击下,唐朝时期开发已经初见成效的南方也就变得更加重要。
毕竟北方需要面对天气的严寒和异族南下劫掠的威胁,生产环境称得上是非常恶劣。
南方不需要面对异族铁蹄,而且整体浮动的气候变化对南方施加的影响也比较有限,故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就成了必然的趋势。
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如果脑袋一热,啪的一拍脑门强行定都关中,那宋朝的景象都不敢想:
钱粮财赋看江淮,边防御敌看河北,漕运中转看汴梁,政治中心居关中。
真要这么玩儿恐怕都不需要驴车皇帝出手,这大宋自己就先散架了。
事实上汴京,或者说开封,其崛起也是跟唐朝有关。
安史之乱前,关中是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,钱粮中心则是由江淮与河北一起担任。两地分别由永济渠和通济渠连接,这两条钱粮命脉上洛阳刚好居中平衡,故而成了唐朝东都的绝佳选择。
安史之乱使得河北民生凋敝,地方和中央互相猜忌,结果就是河北江淮这唐朝的两条大腿直接断了一条,中晚唐的钱粮财赋基本都仰仗江淮,通济渠成了唐朝的唯一命脉。
这种情况下,汴州成了维护漕运安全的新平衡点,并最终取代了洛阳的地位。
事实上北宋也是吸取了唐朝的教训,定都汴京实质上就是将军事、政治、财赋、漕运的关键节点重叠在一起方便朝廷掌控。
在早期赵匡胤或许真的动过迁都洛阳的心思,毕竟972年时汴梁一年的漕运不过五十万石,迁都洛阳的损耗完全承担得起。
但十年后,汴梁一年漕运就已经激增至四百万石,并且在二十年后更是激增至六百万石,巨大的漕运压力使得迁都无异于在心脏上动刀子,稍有不慎就是自绝。
只不过,后来金朝的长驱直入也证明了赵光义所说的定都“在德不在险”完全就是一句空谈。】
宋朝定都为何不考虑长安和洛阳?
最直观的问题就是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战乱,这两个地方已经被彻底打烂了。
以洛阳为例,北宋初年在册民户仅两万,折合下来总共也就十万出头的人口。
这样的人口和生产力是完全不够承载汴京这座中央机器的。
而根本原因则是在唐朝时就比较凸显的漕运问题。
或者更直白的说就俩字:吃饭。
毕竟任你大唐强无敌,当皇上的不还得乖乖跑到东都洛阳要饭吃?
而洛阳的粮食从哪里来?经水路漕运,输送东南之稻米。
宋朝的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:
“关中号称沃野,然其土地狭,所出不足以给京师、备水旱,故常转漕东南之粟。”
唐朝灭亡以后,中原大地更新了全新的版本:
修复了黄河以北能种稻米的bug,以后这里会经常刷新游牧民族敌人。
修复了北方冬天不会下雪的bug,以后北方的大雪会准时足量的降临。
削弱了黄河的漕运能力,降低了关中的粮食产出,使洛阳进入荒废状态等等。
在这样的连番打击下,唐朝时期开发已经初见成效的南方也就变得更加重要。
毕竟北方需要面对天气的严寒和异族南下劫掠的威胁,生产环境称得上是非常恶劣。
南方不需要面对异族铁蹄,而且整体浮动的气候变化对南方施加的影响也比较有限,故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就成了必然的趋势。
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如果脑袋一热,啪的一拍脑门强行定都关中,那宋朝的景象都不敢想:
钱粮财赋看江淮,边防御敌看河北,漕运中转看汴梁,政治中心居关中。
真要这么玩儿恐怕都不需要驴车皇帝出手,这大宋自己就先散架了。
事实上汴京,或者说开封,其崛起也是跟唐朝有关。
安史之乱前,关中是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,钱粮中心则是由江淮与河北一起担任。两地分别由永济渠和通济渠连接,这两条钱粮命脉上洛阳刚好居中平衡,故而成了唐朝东都的绝佳选择。
安史之乱使得河北民生凋敝,地方和中央互相猜忌,结果就是河北江淮这唐朝的两条大腿直接断了一条,中晚唐的钱粮财赋基本都仰仗江淮,通济渠成了唐朝的唯一命脉。
这种情况下,汴州成了维护漕运安全的新平衡点,并最终取代了洛阳的地位。
事实上北宋也是吸取了唐朝的教训,定都汴京实质上就是将军事、政治、财赋、漕运的关键节点重叠在一起方便朝廷掌控。
在早期赵匡胤或许真的动过迁都洛阳的心思,毕竟972年时汴梁一年的漕运不过五十万石,迁都洛阳的损耗完全承担得起。
但十年后,汴梁一年漕运就已经激增至四百万石,并且在二十年后更是激增至六百万石,巨大的漕运压力使得迁都无异于在心脏上动刀子,稍有不慎就是自绝。
只不过,后来金朝的长驱直入也证明了赵光义所说的定都“在德不在险”完全就是一句空谈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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